要不要讓學生學會一點“ 義憤 ”? ——事關正義社會建設的一個要害性教育問題

吳康寧(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讓學生學會愛,就夠了嗎?

教育應當培養學生的愛心,應當使學生學會愛——這在今天已經近乎於常識。對於這個常識,我們找不出值得懷疑的任何理由,因為道理很簡單:一個沒有愛心的世界註定會成為霍布斯所說的“叢林世界”,成為冷漠、兇殘的狼的天下。因此,培育學生的愛心可以說是教育的一個首要主題,也是一個永恆主題。

然而,教育只要使學生學會愛就行了嗎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只要有了愛的教育便可實現了嗎

我以為,只要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就很難對這個問題做出肯定的回答,因為社會現實反反覆覆告誡我們,這個世界還存在著大量的醜惡、邪惡與罪惡,僅僅憑藉愛,還不足以掃除醜惡、剷除邪惡、阻止罪惡,不足以從根本上防止人為悲劇與社會困境的不斷發生,因而也就不足以催生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

我們不妨想一想:當我們僅僅具有愛心時,我們可能會十分同情那些無以溫飽、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貧困人群,並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深切關懷,但這樣的愛心能確保我們去全力追究那些造成貧富嚴重不均的無良富豪以及同他們沆瀣一氣、貪得無厭的政府官員們的應負責任嗎?不一定,因為愛心雖然能引導我們同情與關懷貧困人群但並不必然具有驅使我們追問真相掃除醜惡的足夠力量因為產生這樣的力量還需要有憤激憤慨及憤怒

我們不妨再想一想:當我們僅僅具有愛心時,我們可能會十分同情那些悲痛欲絕、家破人亡的礦難家屬,並表達我們對他們的真切牽掛,但這樣的愛心能確保我們去全力迫使那些把礦工生命當兒戲、為降低生產成本而拒絕提供起碼安全條件的黑心腸煤礦老闆們為此付出應有代價嗎?不一定,因為愛心雖然能引導我們同情與牽掛礦難家屬,但並不必然具有驅使我們不畏權勢、剷除邪惡的足夠力量,因此產生這樣的力量同樣需要有憤激、憤慨及憤怒。

我們還可以再想一下:當我們僅僅具有愛心時,我們可能會十分同情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不法分子暴力傷害的無辜群眾,並表達我們對他們的親切慰問,但這樣的愛心能確保我們在能力允許的情況下見義勇為嗎?不一定,因為愛心雖然能引導我們同情與慰問無辜受害群眾,但並不必然具有驅使我們挺身而出、阻止罪惡的足夠力量,產生這樣的力量更需要有憤激、憤慨及憤怒。

愛可以揚善卻難以止惡

也就是說,愛的作用其實並不像人們迄今通常認為的那樣無邊無際而是有它的限度愛雖然可以賦予貧困者受難者及受害者以巨大的力量可以給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物質上的幫助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氣卻不能構成對於那些貪得無厭者巧取豪奪者昧心剝削者肆意欺壓者以及濫殺無辜者們的巨大威懾力量甚至基本沒有威懾力量既然沒有威懾力量,那麼,這些貪得無厭者、巧取豪奪者、昧心剝削者、肆意欺壓者以及濫殺無辜者便依然會我行我素,繼續給社會帶來混亂與痛苦。換句話來說,愛可以揚善卻難以止惡當然,我是說的普遍現象,而不是某些個案。

於是,我們便可看到迥然相異的兩種現象同時並存。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愛心行為層出不窮,任何時候都會有很多人加入到幫助他人、奉獻愛心的隊伍中來。尤其是當大的自然災害、安全事故出現時,更是如此。其時其地,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相互謙讓、相互幫助的場景,時時讓人感動。但另一方面,社會中的醜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卻並未因這些愛心行為而有任何的減少與減弱,這些醜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甚至呈現出數量有增無減、嚴重程度愈演愈烈之勢。相信這是我們大家很不情願承認但又不得不承認的一個嚴峻事實。

◎愛與義憤,缺一不可

毫無疑問建設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不僅需要對貧困者受難者受害者予以真切的同情關懷及幫助而且需要對貪婪欺壓施暴之類危害他人及公眾利益的醜陋行徑予以堅決的譴責阻止及懲罰我以為,如果說前者——也就是同情、關懷及幫助——必須訴諸於“愛”的話,那麼,後者——也就是譴責、阻止及懲罰——則不得不仰仗於“義憤”。這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這“同一件事情”便是建設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沒有足夠的“愛”這世界便會缺少溫情缺少溫暖缺少溫馨弱者便難以生存而沒有必要的“義憤”,這世界便會缺少憤激缺少憤慨缺少憤怒醜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便會肆無忌憚且這些行徑對弱者造成的傷害遠非“愛”的同情、關懷及幫助所可消解。

1

【吳康寧在這本書裡問學生說:你為什麼不抗爭?】

◎何謂「義憤」?

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千萬不要在“結仇積怨”的意義上來解讀這裏所說的“義憤”。這裏所說的義憤不是“仇恨”的恨、不是“嫉恨”的恨、不是“怨恨”的恨,而是“痛恨”的恨,是對於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一切醜陋行徑的深切憤恨。有了這種義憤,在危及社會公平、正義及和諧的種種醜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面前,才會有橫眉冷對,才會有拂袖而去,才會有拍案而起,才會有義正詞嚴,才會有挺身而出,才會有見義勇為。統治階層切實有了這種義憤,才有可能不遺餘力地建立健全並非形同虛設的各種法律法規,隨時隨地毫不留情地打擊形形色色的醜惡、邪惡及罪惡行徑,絕不姑息養奸;社會成員普遍有了這種義憤,才有可能隨時隨地採取與醜陋行徑針鋒相對的合法行動,使得已經出現的和可能出現的貪得無厭者、巧取豪奪者、昧心剝削者、肆意欺壓者以及濫殺無辜者等等時時處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強大威懾力量包圍之中。

◎應讓學生學會義憤

這樣的“義憤”,難道不是建設一個真正美好、正義的社會所必需的嗎?難道我們感覺不到,“官員不再忠誠、工人不再勤懇、農民不再樸實、教師放棄了尊嚴、學生沒有了激情”(馮崇義:〈溫家寶至今不知天命〉,《留學生新聞》2010年5月1日)的現象在我們的社會中與蔓延之勢嗎?難道我們感覺不到,在我們的社會中,上面提到的橫眉冷對、袖而去、拍案而起、義正詞嚴、挺身而出、見義勇為等等不是太少了一點嗎?有鑒於此,我們的教育難道不應當在讓學生學會“愛”的同時,也要讓學生學會一點“義憤”嗎?

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可以借用一下周恩來1963年3月6日給雷鋒的題詞中的一個成語來表達當下中國教育的一項有張力的任務,即我們的教育應當使學生學會“憎愛分明”。當然,周恩來的題詞中說的是“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憎恨的對象是人、是階級,我這裏所說的義憤的對象是醜惡、邪惡及罪惡的行徑。在我看來,如果我們的教育不使學生學會一點“義憤”的話,如果我們的未來一代將來離開學校、走上社會,對於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醜惡、邪惡及罪惡行徑毫無憤恨、熟視無睹的話,那麼,我們的社會就依然不會形成對於醜惡、邪惡及罪惡行徑的巨大威懾力量,這些行徑便依然會肆無忌憚,依然會“前赴後繼”,依然會愈演愈烈。作為其必然結果,貧困者、受難者、受害者也就依然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教育不使學生學會一點“義憤”的話,那麼,我們今天在這裏高談闊論的種種戰略、策略等等,恐怕也不會有多大成效。我們的社會也就很難說有多麼美好的未來。

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可以套用一下被稱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冥的父親梁濟提出的一個問題的句式來提一個問題。當年梁濟向梁漱冥提出的問題是“這個世界會好嗎?”,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教育不在使學生學會愛的同時、也學會一點“義憤”的話,這個世界會好嗎?”

要不要讓學生學會一點“義憤”,這是事關建設真正美好、正義社會的一個要害性的問題,是教育的取向與原則問題。至於如何讓學生在學會“愛”的同時也學會一點“義憤”,則是一個教育的方式與藝術問題。我的這個發言針對的是取向與原則問題,關於方式與藝術題,當另尋機會專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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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中國教育報》2010年8月17日。
作者吳康寧是中國著名的教育社會學學者,發表此文時為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
文章原題 “恨”的教育,為免誤解,李錦旭根據作者自己所下的定義:「這裏所說的恨不是“仇恨”的恨、不是“嫉恨”的恨、不是“怨恨”的恨,而是“痛恨”的恨,是對於缺乏人性、缺乏良知、缺乏道德的一切醜陋行徑的深切憤恨。」,而改成 “義憤”的教育。此更改曾徵得作者同意。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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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資源稀釋,誰之過?

林凱衡(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College fund savings

【我們的高等教育資源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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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輿論中,有一種說法普遍存在於某些特定的前段公立大學,這種說法認為:「台灣的高等教育資源匱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學擴充太快太多,因而稀釋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資源。」而同時,這個說法又會引伸出這個意思:「台灣有太多劣質的私立大學浪費政府資源,應該盡快將之通通關閉。」本文將從以下三點討論反對這種「資源稀釋說」:(一)資源稀釋說沒有實際計算政府預算對公私立高等教育部門的分配程度。如果檢視這個數字,會發現資源稀釋的源頭很大一部分來自公立學校學生的增加。(二)資源稀釋說忽略高等教育資源不足源自於整體國家的公共支出太低。這個說法經常引用高等教育經費占整體教育經費比例,來論證高等教育經費已經足夠,但是實際上台灣整體的國家支出在國際水準上都相當低,而政府投資在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也只有其他OECD國家的三分之二強。(三)資源稀釋說忽略高等教育財政內部的使用方式。在國家低資源投入又要維持低學費高入學率的前提下,既有的高等教育資源很大一塊被用於私立學校學生的清寒助學金、學費減免和利息補貼等,這些在財政學意義上屬於消費性補貼,無法提升設備與師資來強化教育品質,再加上本來學費與政府稀少的獎助,使得私立高等教育部門處於一種「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的狀態。我們的觀點是高等教育資源稀釋的罪魁禍首,源自於缺乏政府的財政支持,還有錯誤的財政手段。

本文將檢視政府對高等教育公私立部門補貼的金額,描述2000年後的高等教育財政狀況。本文認為,從2000年後的人數成長與政府補貼情況來看,當前的高等教育資源稀釋問題,源自於2000年後公立部門學生人數的成長,但是缺乏相應的政府財政支持,所以連帶造成私立部門經費連帶受到擠壓。

然而本文不因此支持調漲學費或是市場化的觀點,也認為目前私立學校退場仍需要商榷。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政府財政對高等教育的分配,長期以來政府採取低成本的方式進行教育供給,因此鼓勵廣設私立學校,降低政府支出,又限制學費收入降低入學門檻,形成大量卻又品質不佳的私立學校部門。本文認為政府提供大量劣質的私人教育來替代教育公共財,是一種「系統性歧視」,而這一歷史問題又更需要我們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為前提進行矯正,而非以反對逆補貼的公義之名,行降低政府責任的自由化與市場化之實,或是草率地讓私立學校退場整併,卸除政府應負擔的財政責任。

誰是稀釋資源的主因?

將私立學校視為高等教育資源稀釋的罪魁禍首,這個說法其實經常經不起檢驗。一個明確的線索是,所有的私立學校運作支出,最大的收入來源是學雜費,受到政府的財政獎助佔的收入比例相當低。在這個前提下,說私立學校是稀釋資源的罪魁禍首很難說服人。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檢視近十年政府對公私立高等教育部門的獎補助,得到證實(註1)。

表一呈現了近十年政府獎補助公私立學校的預算額度,以及學校人數的變化。如果我們看預算變化,會發現政府獎補助的金額是一個U型的變化,在民國91至92年間是向下趨勢,然後93至97年間維持在一個低點後,98年又開始向上攀升。然而公私立學校之間的攀升程度又不太一樣,公立學校的補助額度在近五年已經明顯大幅超過91年的水準,102年高於91年約120億,但是私立學校102年的獎助額度卻只比91年提高了10億左右。

表一、民國91-102年教育部獎補助公私立高等教育學校法定預算(單位:千元)與高等教育公私立學校人數變化

年度 公立學校補助 私立學校獎助 公立學校人數 私立學校人數
91 48133910 14726865 337682 902610
92 47453814 14428198 356383 913811
93 45421150 11533683 369889 915978
94 46811072 11648569 384935 911623
95 46549384 11743061 400029 913964
96 46036421 11586139 412035 913994
97 46492790 11581425 422736 914719
98 54254460 14058503 430308 906351
99 57959535 15704367 436216 907387
100 60935770 16778030 436861 915223
101 57768460 15983070 437026 918264
102 60468823 15884129 435427 910546

資料來源:立法院、教育部統計處

就表一的學生人數來看,私立學校學生近十年幾乎都沒有太顯著的變化,一直維持在約90萬人,而公立學校學生近十年持續增加了約10萬人左右(註2)。但是政府的獎補助預算卻反而下降。造成資源稀釋效果的主要原因,則是公立學校學生的增加,以及政府財政並未跟著支持,不僅稀釋了公立學校學生的補助額度,甚至也跟著擠壓私立學校的獎助預算。

因為逆分配,所以該調漲學費嗎?

透過政府的公私立獎補助額度變化與學生人數變化,公立學校學生的增加擠壓私立學校學生的資源,形成逆補貼的情況。這種情況常讓許多學者提出支持調漲公立學校學費的論點(陳麗珠 2009)。但是這個觀點忽略了政府對高等教育應有的財政支持。至少從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國際比較來看,台灣遠遠低於國際標準。私立學校的問題亦然,在政府財政挹注不能提高前,大談調漲學雜費,或是認為可以透過市場化改善資源匱乏,都是倒果為因。

從整體教育財政的面向來看,按照詹盛如(2008)的研究,以教育經費占全國國民生產毛額比重來看,2000年以後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GNP)幾乎都未超過6%,政府在整體教育支出其實是在下降的,私部門支出反而增加支撐了整體教育支出,如果計入通膨效果,那政府投資的倒退現象就會更明顯。教育部經常宣稱,從投資部門的經費比重來看,高等教育部門近十年在整體教育經費超過30%,已經是最多的支出,政府看似已經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相當的經費。可是從國際比較來看,台灣高等教育的政府支出比例是遠低於國際平均的。從表二可以看到,我國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GNP)比重小於1%,遠低於OECD國家平均的1.4%,幾乎只有OECD國家平均的三分之二。而台灣高等教育公部門支出又會將超過10%的自籌經費也算進去,因此很可能實際上比0.8%更低。這表示政府在整體教育經費支出其實不足,因為政府支出的分母不夠大,才會有高等教育佔政府歲出比率高的假象,實際上我國公部門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這是在陳麗珠(2009)的學雜費研究報告沒有談的問題。

表二、公部門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之國際比較

    高等教育 各級教育
中華民國 2008年 0.8 4.2
2009年 0.9 4.8
2010年 0.9 4.3
2011年 0.9 4.5
OECD國家平均 2008年 1.3 5.4
2009年 1.4 5.8

資料來源: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教育部2013b)

錢有花在刀口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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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背負學貸換來的是好的教育嗎?】

圖片來源:http://www.pinterest.com/pin/109001253453595363/

除了國家財政挹注不足的問題以外,台灣高等教育資源的使用方式也有待商榷。如果我們檢視當前高等教育支出項目,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真正能改善學校教學軟硬體的經常門與資本門補助太少,而且這一類的補助計畫又有過度傾斜以及不穩定的問題。以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為例,前者採用競爭型經費機制,在高度競爭與短期使用等不確定性上,很難實質改善私立大學師生比過高以及學生單位成本過低的問題。後者則是大量資源傾斜至數所特定大學。

更荒謬的是,針對學生的消費性補助在近十年卻快速膨脹,其規模已經超過教學卓越計畫,甚至逼近邁頂計畫。這裡的消費性補助,指的是學雜費減免以及補助就學貸款利息等預算,其功能除了有助於學生進入學校以外,並無任何提升學校教學品質的作用。從表三和表四,我們可以看到近十年消費性補助預算的成長,以及教學卓越計畫的預算數。其中可以看到學生學雜費減免與工讀金補助的預算數膨脹得相當快,91年僅有16.5億,到了102年已經高達73億,另外由政府代為付給銀行的利息補助每年也高達10~20億元,102年該年兩者合計就已經接近90億元,91年至102年兩項目總共已經付出750億元。然而再看表四,教學卓越計畫從94年度到100年度,補助卻遠低於200億,這表示我們的高等教育資源沒有花在刀口上,只是不負責任地透過學雜費補貼和利息減免等方式,強迫維持高等教育的入學率,讓銀行與學校收錢,卻沒有真正地改善高等教育品質。

表三、民國91-102年學生學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以及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利息預算數之變化。(單位:千元)

年度 學生學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 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利息
91 1657218 1849898
92 2047721 2305916
93 2899000 3179017
94 3599000 3255776
95 3799200 1912088
96 3975200 1814968
97 4369200 2513699
98 4530000 3163862
99 4599832 400000
100 5454000 1450000
101 7339000 1450000
102 7339000 1350000
總計 51608371 24645224

資料來源:立法院

表四、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單位:億元)

年度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額度(含技職校院)
94 9.79
95 32.7
96 31.58
97 31.38
98 37.93
99
100 31.92
總計 175.3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1)

簡言之,從高等教育財政嚴重向傾斜消費性補貼,補助預算額度遠高於實質改善高等教育的補助的現象上,我們發現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是「重量不重質」,不斷地以各種補助等政策手段,不負責任地將學生推向劣質的高等教育,卻少有對應的改革資源投入,可想而知當這些學生畢業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後,也很難受到青睞,這些學歷甚至有可能變成勞動力市場的負向訊號。教育經濟學經常談「過量教育」的課題,但是更根本的問題是消費性補貼能創造的外部性相當有限,資源不足與配置錯誤,導致高等教育市場存在大量且劣質的私立學校,弱勢家庭也只能接受劣等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不平等進而再製社會階級不平等。

結論:我們要一個「低度發展」的高等教育嗎?

雖然不能完全類比,但我想借用發展理論的「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這一概念,來描述當前台灣的高等教育現況。在這個低度發展的情境中,國家的高等教育預算不僅不足,而且使用也有欠妥當,使得許多人僅能獲得劣質的高等教育服務,除了少數的公立學校以外,整體高等教育成長相當緩慢。

這個情境的歷史性根源是,國家為了解決民眾的教育需求,於是採取低成本的手段,也就是廣設私立學校,並將之視為公共財,透過低學費政策來吸納民眾的教育需求。所以在台灣,有三分之二的人就讀私立學校,但是在預算不足的前提下,高等教育政策採取系統性歧視,大部分的資源其實被集中在公立學校,政府編列補貼公立學校的預算總額比私立學校高出三至四倍,私立學校能獲得的資源相當有限,與公立學校來說根本不成比例。透過設立私立學校與限制學雜費吸收教育需求的代價是,學校學費受到限制,又缺乏國家補助,因此只能提供劣質的教育服務,這種「系統性歧視」形成一種兩極化的「雙元體系」。

在廣設大學的高等教育擴張時期,公立學校學生的增加,這本身稀釋了高等教育資源,甚至排擠私立學校學生的資源。另外國家也採取低成本的手段,以消費性的財政手段加速高等教育擴張,例如學費減免或是利息補貼,將學生吸納進私立學校。

用消費性補助強迫助長或是維持高等教育的擴張,卻反而像是上癮的毒品般不斷地施打,結果是消費性的財政手段支出已經超過實質補助改善學校軟硬體的財政支出,出現另一種排擠效應。太多的資源變成銀行的收入與私立學校的學費,而沒有將這些資源投入提升高等教育品質。這等於是說,這些依靠消費性補助獲得高等教育的學生,錯失了能夠將這些補助轉化為更好的教育品質的機會,大量的學生受補助入學私立學校這件事,反而稀釋了他們自己可獲得的教育資源。於是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上,大半的學校依然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多數的學生仍然在泥淖裡,無法獲得良好的人力資本投資。

要解決低度發展的方向,政府勢必要在財政上有所承諾,並且這些資源必須優先投入學校的各種資本,而不是繼續強迫維持入學率。未來2015年少子化的大限,招生人數減少也不能成為政府逃避財政責任的藉口,我們必須看到更積極地財政手段,而非僅只是希望透過整併、調漲學費或是吸納外籍生等表面手段,來解決高等教育資源匱乏的問題。

註解

註1:教育部的統計只有計算公私立學生的單位成本,但是這個單位成本中的政府支出比例,教育部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要評估資源排擠,就要計算政府在公私立部門支出的變化。因此本文收集了民國91年到102年教育部法定預算中(90年以前的預算書無法看到這些詳細的預算額度),獎補助所有高等教育學校(包括專科學校、大學、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法定預算。這些獎補助,在預算書中分別散落於「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國立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輔助」、「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及附設醫院基金」和「私立學校教學獎助」等科目上。在這些科目中,幾乎都有分別說明公私立學校各項獎補助額度,表一只記錄對於學校的獎補助,並且排除獎助學生的部份。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在「技術職業教育行政及督導」和「私立學校教學獎助」的部分,有些支出會混入私立高中職的部份,因此私立學校的獎補助額度會略為高估。

註2:這裡的學生人數計算無法處理專科學校與大學人數之間的消長。更確切的說法是,預算書的資料只能檢視整個高等教育部門的獎補助,無法再細分學校級別,所以人數上我們也取所有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

參考資料

陳麗珠 (2009). 我國大學學雜費政策之分析與爭議. 教育部委託專案計畫期末報告.

詹盛如 (2008). “台灣教育經費的現況分析." 教育資料集刊40.

教育部 (2011).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歷年獲補助學校情形,2014/2/10檢索自:http://epaper.edu.tw/topical.aspx?topical_sn=530

高等教育不利於低所得家庭學生

陳正昌(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臺灣的最佳大學,其畢業生也是企業界的最愛

臺灣每年都有一份「企業最愛大學生」的調查,2014年的結果,前5名都是國立大學,分別為成功大學、臺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連結1]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公布的「2014年亞洲前100名最佳大學排行榜」,臺灣的大學前七名均為國立大學,分別為臺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及中央大學。[連結2]

在兩份排名中,除了中山大學畢業生為企業最愛的第10名,中央大學未進入前10名外,臺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她們是臺灣最佳大學,而畢業生也是企業界的最愛。

◎誰會是頂尖大學的學生?

然而,誰會是這些頂尖大學的學生呢?駱明慶在〈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中發現:

  1. 在1997-2000年間,相較於全國平均的0.89%,3.06%的臺北市人口和6.10%的大安區人口會成為臺大學生,臺東縣的比例則只有0.19%。而臺北市的家庭所得與父母親教育程度又較其他縣市來得高。
  2. 各縣市成為臺大學生機率的差異程度,也明顯大於各縣市成為大學生機率的差異程度。換言之,臺大學生的縣市間的差異,比整體大學來得大,也就是臺大學生的縣市差異較嚴重。
  3. 臺大法學院學生的背景資料顯示,42%的父親和27%的母親為大學畢業生,父親或母親為公教人員的比例高達42%,均遠高於大學生和一般人口的比例。[連結3]

由駱明慶的研究可知:來自教育程度及家庭所得較高的縣市,成為臺大學生的機率較高,而臺大法學院學生的父親或母親,超過42%為公教人員或有大學文憑,此比例高於一般的大學生。

◎繁星推薦有利於弱勢者嗎?

駱明慶的研究有一部分統計資料是在1997-2000年間,此時大學入學制度已改為「多元入學」,而此制度被許多人視為「多錢入學」,有利於家庭社經背景較好的學生。有許多人會認為:「指考雖說分分計較,卻是公平競爭;甄選強調多元能力,反不利於偏鄉學生。」[連結4]

胡勝正即表示,過去大學聯考制度雖然也有缺點,但是很公平,窮人家小孩有同等升學的機會,但是現在多元入學,明顯對有錢人家小孩有利,政府應該注意這個制度所衍生的問題。[連結8]

然而,周懷樸與王盛麒在〈考試有利弱勢是誤解〉一文的分析卻發現:

  1. 清華大學98至102學年度入學的新生,低收入戶學生的比例分別為繁星1.48%,個人申請0.90%,考試分發0.50%。
  2. 國內11所頂尖大學的數據,低收入戶學生的比例分別為繁星1.39%,個人申請0.64%,考試分發0.56%。
  3. 一○二年全國大學低收入學生的比例:繁星推薦約2.41%、申請入學1.48%、指考入學1.44%。
  4. 所有數據都顯示,考試入學管道低收入戶學生的比例最低,繁星推薦反而較有利低收入戶學生。[連結5]

然而,即使三種入學管道中,繁星推薦較有利低收入戶學生,但是,它卻仍有利於所得較高的家庭。

由內政部的統計可知:101年低收入的戶數占全國總戶數的2.9%;低收入人數則占全國總人數的2.7%。[連結6]

即使取低收入家庭人數比2.7%來看,全國大學繁星入學者有2.41%,仍低於低收入家庭該有的比例,也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靠繁星計畫入大學的可能性較低,更別談考試分發入學了。

由周懷樸與王盛麒提供的數據加以計算,清大的新生以繁星推薦入學的低收入戶學生是1.48%,所以「非」低收入戶學生是98.52%。而全國低收入人數的比率是2.7%,也就是有97.3%為「非」低收入者。

由上面的數據來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經由「繁星推薦」成為清大學生的勝算(odds)是0.548,等於:

1.48/2.7=0.548

而「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經由「繁星推薦」成為清大學生的勝算是1.0125,等於:

98.52/97.3=1.0125

以1.0125/0.548,得到1.847,此稱為勝算比(odds ratio)。

因此,「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經由「繁星推薦」成為清大學生的勝算,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1.847倍。可見,繁星推薦不利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考試分發更不利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如果以考試分發(指考)來算,低收入家庭學生所占比率為0.50%,其勝算為0.185,等於:

0.50/2.7=0.185

而「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經由「考試分發」成為清大學生的勝算是1.0226,等於:

99.5/97.3=1.0226

將1.0226/0.185=5.522

因此勝算比為5.522,也就是「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經由「考試分發」成為清大學生的勝算,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5.522倍。可見,考試分發更不利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在11所頂尖大學中,三種入學管道的勝算比分別為1.969、4.308,及4.927,同樣顯示:

  1. 不管何種入學管道,「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都有較多的機會成為11所頂尖大學的學生。
  2. 三種入學管道中,考試分發更不利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3.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想要經由個人申請或考試分發進入11所頂尖大學,其勝算只有「非」低收入家庭孩子的23%20%,機會相當渺小。

◎低所得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學的機會比較小,且大多數讀私立大學

王維菁與洪慧念在〈解讀教育政策請用正確的統計方法〉一文中指出:符合「低收入戶」資格的比例佔全國2%左右,這只是弱勢族群中的極小部分……若能比較各管道學生家庭屬偏低所得的比例(如所得最低10%、15%、20%、25%),並且分析弱勢族群是否只能錄取較為冷門之科系,所下的論斷才能更公允。[連結7]

由[連結9]及[圖1]的收支所得調查可看出:100年時,所得最高家庭(5分位組)84.0%18-23歲人口可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在所得最低家庭(1分位組),只有58.8%,兩者相差25.2%,前者是後者的1.43倍。此差距從80年之後就維持至今[圖2]。可見,所得愈高的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就愈多。

[圖1]

圖1

[圖2]

圖2

然而,即使最低所得家庭的孩子,仍有58.8%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是,高所得家庭的孩子多數讀公立大學,而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學,有八成讀的是私立大學。[連結10]、[連結11]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10學年公立大學一學年(2學期)學雜費為59,490元,私立大學卻高達109,806[連結10],就讀私立大學要多花85%的學雜費。以2009年家庭收入較低且申請學雜費助學貸款的學生分析,其中讀公立大學者所占比率僅20.1%,有8成都是念私立大學。[連結10]

再由另一項統計可看出:臺灣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等頂尖大學的每學期的弱勢學生(含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比例都在0.7%以下,而和春技術學院等10所私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的比例都在6.59%以上。和春技術學院的弱勢生甚至是陽明大學的23.8倍。[連結12]

◎結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1. 考試分發是目前三種大學入學管道中最不公平的,繁星推薦比個人申請及考試分發相對公平些。
  2. 三種大學入學管道都不利於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3. 公立大專校院的弱勢學生較少,私立大專校院的弱勢學生較多,最多相差近23倍。
  4.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數都進入私立大學,而私立大學學雜費又是公立大學的1.85倍,因此目前的大學教育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是雙重不利。

參考資料:

[連結1] 企業最愛大學生成大居首台科大擠進前5

http://www.ntust.edu.tw/files/14-1000-39825,c167-1.php?Lang=zh-tw

[連結2] 亞洲最佳大學前100名台減至13所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6190019-1.aspx

[連結3] 誰是台大學生?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

http://homepage.ntu.edu.tw/~luohm/NTU.pdf

[連結4] 怪怪聯考不好卻較公平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98610

[連結5] 考試有利弱勢是誤解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99148

[連結6]102年第10週內政統計通報(101年社會救助概況)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7214

[連結7] 解讀教育政策請用正確的統計方法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99394

[連結8] 富裕家庭受高教比率創新高

https://tw.news.yahoo.com/%E5%AF%8C%E8%A3%95%E5%AE%B6%E5%BA%AD%E5%8F%97%E9%AB%98%E6%95%99%E6%AF%94%E7%8E%87-%E5%89%B5%E6%96%B0%E9%AB%98-213000016.html

[連結9]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IQFjAB&url=https%3A%2F%2Fstats.moe.gov.tw%2Ffiles%2Fimportant%2FOVERVIEW_Y05.XLS&ei=qcPYU_mYEIL48QWapIFA&usg=AFQjCNEeY9rdf1YxpEVvkgqDrOYtZaYhcQ&sig2=8ERc2xvsMsmzHGiWm7bkcA&bvm=bv.71778758,d.dGc

[連結10]主計處:2010年高所得家庭子女受高等教育比率為83.2%續創新高

http://www.ctdf.org.tw/news_content.php?news_no=59

[連結11]主政者應對窮人家小孩多做些事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8530

[連結12]窮小孩念書難翻身?頂尖國立大學「弱勢生」僅0.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18/297374.htm
(本文收稿日期2014年7月30日。小標題和黑體,是本刊所加,並經作者確認過。)

OPEN將與蘭嶼文化原罪

葉川榮(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編按:教育是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從社會和文化來回觀,教育之道更加豁然開朗】

父子兩代對蘭嶼的印象

 靜謐的蘭嶼氣象台

【父親眼中,蘭嶼是個靜謐的小島】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民國50年代,我的父親搭乘著軍隊的鐵殼船來到蘭嶼進行植物研究,當年的蘭嶼在日本政府刻意的隔離保護下,就算日本政權已經離開20年了,蘭嶼還是幾乎跟史前時代沒有兩樣。父親形容:蘭嶼的環島道路系統尚未成型,部落與部落之間只有人們踩踏出來的珊瑚礁小路,原始蒼翠的熱帶叢林從山上連綿著逼近海岸,珍貴的野生蘭嶼羅漢松生長在海浪拍打的礁石上。部落的景象更是如畫般的令人感到不真實,雅美人在家中圈養著雞豬狗,而家的意象就是排列整齊、似乎千百年前就已經畫好設計圖的美麗地下屋。灰色古樸的部落外面,靠近海岸的船屋裡,停放著令人讚嘆的鮮豔拼版舟,這種千百年前也就已經在雅美人心中畫好設計圖的小船,全世界也找不到另外一個文化有如此精緻、美麗的設計。這就是蘭嶼給父親的印象:在臺灣與世界都在現代化的洪流當中努力掙扎求發展的同時,在臺灣的東南方卻有一個靜謐的小島,在古灰色與鮮豔色彩混雜的美麗文化中,與大自然和諧的相處著。

對蘭嶼的印象不只停留在父親黑白的相片裡,還在那牽絆已久的豐富文化力量之中。蘭嶼的力量來自於她的獨特文化、還有那雅美人千萬年來對蘭嶼人之島的深刻情感。最近大家關心的一個話題:7-11統一超商要進入蘭嶼,是否會帶來蘭嶼文化的滅種?這個問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一個文化不會因為一個單一事件或要素而滅亡,因為文化是有選擇能力與生存能力的。這一個邏輯可以印證在當年的日本幾近全盤的西化,還有星巴克要在北京故宮設點的思考點上,強大而有企圖心的文化載體是不會因為單一事件而滅亡的。

日本人對蘭嶼採用消極的管理

這樣的論點說起來似是而非也看似武斷,但讓我們進入蘭嶼歷史的縱深裡面來看,或許我們可以有些啟發。蘭嶼在歷史上首次與外界接觸,是極少被記載到的與西方水手和漢人零星接觸,早期的接觸並未替雅美人帶來多大的改變。之後臺灣改隸日本,日本基於統治的需求來到了蘭嶼,發現該地人民個性溫和,沒有武力上的威脅,於是僅設治而無太多餘的介入積極管理。其實若真要說到文化的隔絕性,當年日本人帶著警察系統與蕃童教育系統進入蘭嶼之後,蘭嶼就已經沒有純淨的文化獨立性了,抗拒現代化與抵擋貨幣制度也就成為了一個奢侈的空中樓閣。日本人對於蘭嶼消極的管理,除了因為沒有武力的威脅外,飢渴的日本學術專家發現蘭嶼獨特的學術地位性,希望能夠予以隔絕保護當作是人類學的實驗室。蘭嶼地理位置特殊,位處熱帶地區、居於黑潮與親潮的交會帶,擁有極豐富的漁場,是發展南洋漁業的適當基地;蘭嶼在地質上屬於年輕的火山噴發島,南方更有一座孤絕獨立的無人島-小蘭嶼,島上有臺灣地區難得一見的大型臼狀火山口,早就被日本政府劃歸為天然紀念物而禁止任何非學術目的的人為登島;蘭嶼本島上的森林密佈、山嶺林立,孕育許多獨特的動植物生態,並被視為熱帶地區向溫帶地區過渡的生態跳島與演化學的實驗室。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日本政府刻意的將蘭嶼保護起來,將文明的時間凍結在100年前。

國民政府蘭嶼採用粗暴的政策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對於蘭嶼的接觸則在於許多粗暴的政策,譬如去除皇民奴化思想改行三民主義式的教育;山地平地化;設置出糞式廁所、推動現代式水泥住宅;土地重劃;軍隊與重刑犯監獄進駐;核廢場設立;小蘭嶼劃歸為空軍軍機之炸射靶島;山地造林(砍除原始森林,改種木麻黃等防風樹種);等等諸多的設施開始替蘭嶼居民帶來生活上的衝擊與巨變。我的父親也是在這樣的年代中來到蘭嶼。父親告訴我,早期雅美男人與女人分工明確,在不追求任何貨幣酬賞的前提下辛苦的在山邊海濱工作,甚至樂於跟外來人員共同分享住屋與漁獲。但是逐漸的,幫忙指引山中小路與方位必需支付賞酬,與老人家的對話必需支付賞酬,共同合照必須支付賞酬,甚至在路上就會碰到開口跟你比劃手勢索取煙草與金錢的老人。這樣的情況在20年後的近代,我仍然在蘭嶼的某些角落可以見到。這樣的轉變代表著現代化的腳步伴隨著「物質文明」已經悄然入侵蘭嶼這塊淨土,衝擊著以往以物易物、凡事不求酬賞的恬靜生活。

我常常進入蘭嶼,但發現自己總是一個過客

 蘭嶼小孩聚在雜貨店看電視

【蘭嶼小孩聚集在雜貨店前看電視,這是當地傳統雜貨店的社區功能之一】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我常常進入蘭嶼,我希望喬裝自己是一位關心蘭嶼,並且把蘭嶼當作自己家鄉的人,但我發現我總是一個過客。蘭嶼島上的雜貨店從以前就一直是外來族群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好幾次坐在蘭嶼的雜貨店裡面,看著牆壁上滿滿的賒帳記錄,還有那充滿濃濃魚腥味的特殊氛圍,就知道雅美人在逐漸失去與土地、海洋之間緊密的連結性之後,物資的取得就難免被這些外來商品給殖民。這樣的情形危險嗎?這個問題就像回答「文化的流失危險嗎」?一樣無解。文明常常在面臨崩解的時候,許多瑣碎的事情就會被人提出來探討:台電的進入會不會造成蘭嶼文明與環境的毀滅?手機呢?電動汽船呢?現代的伐木器具呢?塑膠袋呢?漢語呢?英語呢?現代學校與現代教育呢?漢人可不可以跟雅美人通婚呢?還有統一超商能不能進入蘭嶼呢?如果統一超商不可以,那為什麼早已存在的農會超市可以存在沒有問題?

蘭嶼人匱乏的來源

蘭嶼傳統拼板舟和外來教堂

【傳統與外來的衝突或交融?-傳統拼板舟與外來教堂】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蘭嶼的物資普遍認為是缺乏的,但是在早年自給自足、和生態環境良好互動的前提下,應該資源的取得是不虞匱乏的。「缺乏」的概念來自與外來民族互動之後所產生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更是肇因於「心理上的」、「比較式的」,進而轉化為認為「物質上的缺乏」。以這樣的觀點來思考的話,所有的物資皆來自臺灣,地處外海的蘭嶼補給不易,需要維持新鮮的商品不容易來到蘭嶼,大多都以罐頭與乾燥食品為主,部分商品因為海運的關係在保存期限與價格上,都要來得比台灣本島更加達不到所謂的「標準」。蘭嶼的報紙每天透過海運運送到島上,台灣的居民五點就可以看到當天的報紙,蘭嶼多數的居民只能在十點左右看到當天的報紙,這就是時間與空間上的落差造成資訊上的落差。除此之外,蘭嶼島上沒有麵包店,蘭嶼的小孩過生日沒有生日蛋糕可以吹蠟燭。我常常在蘭嶼機場看到用心的雅美爸爸在小孩生日的當天,一大早搭乘最早的班機前往台東購買生日蛋糕和肯德基,然後就看到小孩整天在機場等待,等到爸爸下飛機望著已經壓扁的蛋糕和已經泛潮的炸雞,向爸爸大喊「爸爸謝謝你,你總算幫我帶生日蛋糕回來了」,然後雀躍的離去。對每位台灣長大的小孩來說,這樣再平常不過的簡單幸福,在蘭嶼只能算是偶而為之的奢侈品。於是我常常在蘭嶼機場看著那起飛降落的班機,這些飛機帶來的是什麼樣的文明訊息,帶走的又是什麼樣的文明流失呢?我們對於蘭嶼文明的讚嘆,是不是替雅美人都披戴上文明的枷鎖?我們憑什麼在發出讚嘆之後,卻又冷酷無情、擅自作主的替他們關起面對現代的大門?

蘭嶼人要的不是文明物質的保存,而是文明的尊嚴 

蘭嶼人要的不是文明物質的保存,而是文明的尊嚴。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議題嚴峻的考驗著現代的蘭嶼居民,沒有一位蘭嶼人可以完完全全回到一百年的樣態中生活,就像沒有一位臺灣人願意完完全全回到一百年的巷弄裡生活一樣。我們對蘭嶼文明的尊重與敬仰,不是來自一廂情願式的憧憬與幻想,而是真正落實到生活的理解與情緒的同理之上。當我短暫的停留在蘭嶼島上時,我多麼希望在炎熱的夏夜可以打開沁涼的冷氣,可以在經營24小時的便利商店中買到解渴的飲料,這樣的感受與慾望,蘭嶼雅美人何嘗不是如此盼望著呢?我們又如何以文化的大帽子來決定蘭嶼人對生活的需求呢?在現代化的巨輪之下我們多希望蘭嶼就此在時間與空間凍結起來,保有更多獨特的文化與自然元素,但這終究只是一廂情願。文明的優越性與獨特性,絕對不會是一個文明的原罪,蘭嶼引進統一超商的議題也不該被上綱到文明的侵略。

世界上最原始神秘的南美洲「火地人」在幾年前宣告在地球上絕種,有人真正的思考過這樣嚴肅的話題嗎?文明與現代化是否真的不能並存?蘭嶼的拼版舟上面可不可以出現OPEN將的圖騰?誰說可以?誰又說不可以?蘭嶼統一超商的進入只是一個小引子,我相信在五十年後,這樣的問題不會再有人提起。而蘭嶼人與蘭嶼文化的韌性,在拼版舟上可以乘載外來觀光客,以及女人可以進入小蘭嶼禁地探索等諸多突破上就可以看出,文明不再是一個原罪,而是一個令人能夠更加思索文化深度的起點。 

(本文收稿日期2014年7月18日。小標題和黑體,是本刊所加,並經作者確認過。)

聲望層級障壁下的有限改革策略 ──回應林國明教授〈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問題與改革〉

李重志(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研究員)

   十二年國教漫畫

【十二年國教,怎麼做會比較好?】
圖片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allen12313/post/1324529392

標榜「免試升學」、「高中均優」的十二年國教,在2014年匆促上路,籌辦期間爭議不斷,直至6月20日第一次免試分發放榜前後,社會爭議仍未稍歇,尤以基北招生區(包含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的家長尤烈。各界抨擊有之、辯解有之,而欲在既行基礎上,調整技術細節,使其回復原良善利益正軌的評論與對策,亦在所多有。其中,林國明教授在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正式發表〈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問題與改革〉 一文,引起高度關注。本文提出些許觀點,以為回應,盼使討論接續,以為在民間形塑相對於官方決策網絡之公共議題空間,盡一分力。

林國明教授的宏論,清楚地指出首屆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亂象,並提出可行的解決策略。其發前人所未見者,在於清楚指明當前社會「學校聲望層級」現象。筆者認為,此實為討論十二年國教不可不察之背景事實,改革策略亦必依此事實而為對應設計。振奮佩服之餘,提出下列幾個觀點呼應:

●現階段,可行的改革手段只能在學校聲望層級內模糊

一、林文提出兩個因素:「成績競爭原則」以及「社會心理的聲望層級」,打敗了「免試、無壓力、模糊排名」的制度原始設想。目前爭議以及提出的對策多半仍集中在成績競爭原則下的「是否公平?」而較少討論到「學校聲望層級」。本文認為:不論是否採行林國明的兩個改革策略,下階段改革者真的必須考慮「學校聲望層級」現象:現階段,可行的改革手段只能在學校聲望層級內模糊,至於學校聲望層級間的障壁是無法突破的,此乃上個世代的傳統遺留,也正好是這群「決定孩子志願序的家長」賴以取得現今地位的始點。想要突破必須召喚更大政治經濟動能,絕非教育技術枝節所能操作。

●客觀上,沒有「學校均優」這回事

二、再改革的策略,如果能在認識論上順此務實思維,切割戰場打有限改革,反而更能貼近十二年國教的原始理想。十二年國教一直低調存在的使命是「就近入學」,但都被「比序」、「名額」等喧譁聲所淹沒了;至於教育部與教育團體,則在一開始搬出「均優質」來搪塞。如果我們能承認「學校聲望層級」存在,就知道「均優質」根本是離題的回答:不管縣市教育局處信誓旦旦某某學校這幾年進步多少,已經優質,家長才不管官員所說的,就是要他孩子填「父母認為最好的學校」。同理,如果將「均優」當作十二年國教可以實施的前提,「教育部沒有等到高中均優,就實施十二年國教」,這種說法,也是不知所云。客觀上,沒有「學校均優」這回事;更重要的,我們本來就不期待、也不應期待每個學校都辦得一樣「優」(「優」,是什麼?)。

●「30分鐘通學圈」的構想:每招生區僅留第一志願,以招生區即為學區,以考試入學;其餘各校,則依照學區分發入學,免試免比序

三、真正的關鍵還是在「就近入學」。國教的基礎,不管是九年還是十二年國教,都是在就近、便宜的學習資源,這些都是經濟因素,而不是品質因素。學校「內部的」教育品質之提升,必須要在「外部的」教育資源充分供給下,才可以說是國民教育發展的正途,否則只是興辦明星學校而已。我認為「就近入學」的標準在於30分鐘通學圈。這30分鐘,不管是走路、騎車、乃至坐校車,都要使台灣大部分地方的學生在此時間範圍內可以達到他的學校。偏遠地區或是以大學區為招生範圍的高職類科,則以學校宿舍解決。若沒有公立學校,可以特約私立校比照公立收費標準代用,提供需求。「30分鐘通學圈」範圍內的學生有便宜的高中職資源可以就讀,這就是國教。在這裡沒有比序,直接分發,學區入學,真正免試。

四、上面這法子的確不能回應基北區菁英家長的焦慮。但亦如林國明教授所針對的基北區家長的焦慮提出對策,在這裡,筆者也呼籲:若以國民受教權為優先考慮,有益於全體國民之制度,僅因一地之特殊因素而無法配合,何不其他可行地區先行辦理?一國兩制又如何?目前早已「一國15制」。「就近入學」這原則把持住,各縣市教育局檢視轄內資源分布,條件成熟者自可開始實施。那為著種種理由而抗拒如基北區者,自可延後,保留基測PR入學制度。事實上,筆者並非以敵視菁英心態,而是基北區有著其他縣市所無法比照的基礎:一個四通八達的捷運以及公車系統,是以地理區位、經濟資源產生變化,「就近入學」要素在此下降。想解決基北區家庭的焦慮,還需要另外的策略。

五、基北區,或者其他招生區,可不可以嘗試思考:「每招生區僅留第一志願,以招生區即為學區,以考試入學;其餘各校,則依照學區分發入學,免試免比序」。亦即,首先確立人人都有學校可念,但人人都有機會去爭取建中北一女名額(基北區),考不上者,回來自己學區就近入學。沒有太多規則花招,雖然還殘留「成績競爭」的現象,但,由於各招生區只有一校可以考試,名額大幅縮減,升學壓力雖仍強,但受影響者少,且為圖個機會,願比服輸。而成績雖非頂尖但也很好的學生(4A),四散各校,幾年內各校水準也隨之提昇,同時大學繁星入學計畫亦擴大辦理,給予偏鄉地區社區高中更多機會。換言之,十二年國教,可以在「就近免試分發入學」以及「自願考試遠距入學」這句對聯上,緩解大部分爭議與壓力。當然,很多國內外案例指出,社區的經濟結構勢將影響當地高中教學品質,但,這仍有待都市整體資源的衡平,非教育部門所能獨任。

六、當「中學教育」已成了「家長焦慮」時,改革者不該「見弊欣喜」意圖痛打當局,反而提出背道而馳,短多長空,挖「東名額補西名額」的對策,或是走上強化分數差異,磨豆子磨死孩子的路數。大家都苦,社經地位高的家長有喊得震天的焦慮,中下階層家長有更多、更深層、說不出、沒人理會的焦慮。就這點而言,教育部把好好的十二年國教的理想,好好的素材,煮成這一道難以入口的菜,是很大的失敗。

以上淺見,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本文收稿日期2014年7月7日。小標題和黑體,是本刊所加,並經作者確認過。)

全國教師會總會反對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入教師法的修辭之分析

丁振豐(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退休副教授)

 1

【全國教師會總會的說法,是反動的修辭嗎?】

社會改革必然使得某些社會團體成員既有的行為習慣必須改變,進而需要學習新的行為模式;改革之推動,遭到被改革團體抗拒回應,是必然之事。而被改革團體自有一套抗拒改革的說詞,就此說詞進行修辭分析,可以顯現說詞內容潛在的意義,以揭露其抗拒改革的深層結構,以了解被改革團體的思考模式。

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是最近的教育改革措施,受到教師團體抗拒,並引起教師團體與教育部、校長團體與家長團體對立。立法院審議中的教師法修正草案擬授權教育部訂定教師評鑑辦法,教育部也在研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辦法」。全國教師工會總會(以下簡稱全教總)於2013年6月立法院召開公聽會前,舉行「525 打爛案、救改革」行動、發表聲明,反對將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入教師法,並對支持教師評鑑者提出諸多質問。全教總對台灣高教評鑑及校務評鑑現況多加批判,警告高教評鑑的浩劫即將複製到中小學,要求立刻停止惡修教師法,以阻止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入教師法。

本文以全教總於2013年6月13日發行的「全國教師工會會訊第6期」中全教總文宣部發表「教育評鑑 –請用專業說服 」一文為文本,以Hirschman (1991/2012) 《反動的修辭》一書所提的悖謬論、無效論及危害論等三種命題,對全教總反對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入教師法的修辭進行分析。目標在顯現其說詞內容潛在的意義,以揭露教師團體抗拒改革的深層結構,以了解教師團體的思考模式。

全教總對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說明

全教總「教育評鑑 –請用專業說服 」一文對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說明要點如下:

1.懷疑教育部欲以教師評鑑提升教育品質、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成效的目標設定是錯誤的,且不信任教育部能提出專業版本。要求支持評鑑的一方必須提出更多能提升教育品質的事證,必須以專業說服全國教師。

2. 警告高教評鑑的浩劫即將複製到中小學,要求教育部在與教師團體討論教師評鑑配套措施完備前,立刻停止推動教師評鑑入教師法。

3. 懷疑修法動機出於對教師專業的不信任,因而提出下列設問:台灣教育問題出在基層教師嗎?台灣的教師專業難道不堪聞問嗎?並以國際中小學成就評量2011 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成就趨勢調查)台灣中小學學生皆名列前茅、2011 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台灣學生排名自2006年第22名上升至第9名,為證據說明中小學教師均質且優秀,才能讓台灣在這類國際評比長期維持不錯的成績。以設問的方式,來否定教育部修法動機之正當性。

4.對教師評鑑宣稱的成效,採取「懷疑論」與「批判論」,甚至是反對者的立場,認為推動教師評鑑,就是為評鑑而評鑑,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

以Hirschman 反動的修辭之命題而言,全教總是以「悖謬論」的論證方式,反對教師評鑑。預測教育部、教育行政人員及全國家長等推動教師評鑑的行動,將經由一連串非意圖的副作用 (如:評鑑項目錯置、形式主義、教師將忙於準備資料而疏於教學、評鑑成為惡整不合理念師的工具等) ,會產生與原來要提升教育成效目標相反的惡果。

對於全教總「悖謬論」的論證方式,其修辭的潛在意義,茲分析如下:

 教育成效的複雜性是為全教總之盾,亦為其矛

一、以教育成效的評估及確認影響因素的複雜性為盾,懷疑立法目標「教師評鑑能提升教育品質」的正確性,也以對複雜的教育成效要求教師評鑑為確實因素之具體事證為矛。

教育部為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訂定教師評鑑辦法。但是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等教育成效的評估及確認影響因素,不管在學理上或研究方法論上具複雜性,教育部及教師評鑑支持者,難以教師評鑑作為教育成效的高效果量之唯一解釋因子。所以,教育成效的複雜性是為全教總之盾,亦為其矛。

在學理上影響教育成效的因素多而複雜且評估不易,舉凡學習環境、教學者因素及學習者因素各方面都是影響教育成效的因素,各因素又無法獨立,必然有交互作用,而造成評估及欲確定影響教育成效因素的困難度。

學理上的複雜性,以及研究對象是人,自然在提出具體事證的研究方法論造成困難。要能回應全教總要求「證實」教育部官版評鑑方式的效益,是無法達成的。現代的科學方法論認為科學的方法是無法「證實」原理或理論,而只能以事實「說明」原理或理論。即使在自然科學學門以最純淨的單因子實驗研究,也無法證實原理或理論;更何況是在複雜因素交互作用下的教育情境,以更不嚴謹的教育研究方法所得到事證,自然無法達到全教總「證實」教育部官版評鑑方式對提升教育品質的效益之要求。

教育部既然以「教師評鑑以提升教育品質」為目標,又有甚麼比教育成效的「複雜性」更好的盾?又有甚麼比要求提出教師評鑑「確實」能提升教育品質「證據」更好的矛?因此,全教總以「教育成效的複雜性」為矛與盾。

 悖謬論者的說法對非欲圖性結果正負兩面的權衡方式是值得懷疑的

二、以台灣高教教師評鑑偏向研究而忽略教學、現行校務評鑑的形式化等非欲圖性結果,認定中小學教師評鑑將重蹈覆轍,非但未能帶來教育品質之提升,而將教育推往災難,改革必反噬自身。

社會及教育改革之複雜性,在推動改革的行動中,必然產生一些非欲圖性結果。人們因為問題的複雜以及知識的有限性,其改革行動容易產生相當程度的非意圖結果。非欲圖性結果有負向,也必然有正向。一些備受歡迎的正向非意圖作用,因為它們沒有帶來亟需「解決」的難題,而被忽略了。相對地,因為人類趨吉避凶之心理,負向非欲圖性結果易引起注意及防衛,自然占據了攻擊改革的絕佳位置。而且悖謬論者利用人類誇大負面感知的心理傾向,引導人們草率判斷,同意其說法。因此,悖謬論者的說法對非欲圖性結果正負兩面的權衡方式是值得懷疑的。

非欲圖性結果,是因行動時技術面的設計所形成的,負向的非欲圖性結果是因設計不良而形成,並非價值面的沒有意義。Hirschman(1991/2013)指出:本來,非意圖結果的概念,是為了把不確定以及開放性結果,導入社會思想;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對非意圖結果的搜尋,並作系統性描述;但是,改革必然帶來非欲圖性結果之現象,經過悖謬論者的自由發揮,卻把人們的視野縮小了,而將社會世界視為全然可預測之對象。Hirschman也質問悖謬論者在分析某個計劃或政策時,只把焦點放在一個對其有利且極其簡化的結果上面,這種作法豈不是太過便宜?然而全教總以高教評鑑的副作用,警告高教評鑑的浩劫即將複製到中小學,要求教師評鑑停止入教師法,卻是將技術面之缺失,導引至改革無意義的價值面上。

全教總指出台灣高教教師評鑑偏向研究而忽略教學,現行校務評鑑的形式化。台灣高教教師評鑑偏向研究而忽略教學,與台灣近來高教亟欲提升在世界大學排名,而且國內大學並未以學校性質及任務分類,以同一標準進行校務、系所評鑑,導致各校系教師評鑑著重研究表現。但是,中小學教師評鑑絕不會需要重研究,中小學為國民教育,教師任務較一致,無高教專業化,學校性質、教師任務需分類評鑑的問題。

現行校務評鑑的形式化,評鑑之行動自然需要書面資訊提供例證,但以過多的書面資料,浪費教師寶貴時間,來反對教師評鑑,則有誇張副作用,甚至有藉題發揮之嫌。

教師評鑑之提倡者未將教育問題推斷為出在基層教師問題上,也沒有假定教師專業不堪聞問

三、以國際學生成就評比的排名,來論證中小學教師均質且優秀,及論述台灣教育問題不是出在基層教師;前者不符常識,後者無視教育問題之複雜性而過於簡化問題。

以TIMSS PIRLS 或全教總未提及的 PISA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台灣學生在國際學習成就評比的排名的名列前茅或名次進步,教育部以此邀功為其推動的政策所致,或全教總歸功於基層教師的貢獻,皆失之於簡化與自滿。

在國際學習成就評比台灣學生的表現,若有識者,在關心排名之後,詳細閱讀研究報告。將發現即使名列前茅的數學能力及自然科學能力,或居於中間群國家的閱讀能力;台灣學生出現下列現象:個別差異大、低分組百分比高,而且在表現「見解」的論述能力差。換言之,台灣是照顧優秀學生,忽略低成就學生,而取得名列前茅之成績;但是個別差異大、低分組百分比高,以及論述能力差、卻未得到教育單位及教師應有的注意。

以國際學生成就評比,來論證中小學教師均質且優秀,並不符常識;台灣中小學教師多達二十幾萬人,均質且優秀實難讓人相信。當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欲以類PISA題型的素養評量,作為基北區高中特色招生題型時。首善之區的台北市教師工會就將擔心教學習慣改變的國中教師與慌張的學生及焦慮的家長綁在一起,進行調查研究來反對類PISA題型素養評量及將隨之而來的教學改革;並一舉推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政策,此即為全國中小學教師均質且優秀的有力反證。PISA題型的素養評量,簡而言之,是在評量能讀到重點的「理解」及能言之有物的「見解」。「理解」與「見解」應該都可以歸入教師所熟悉的Bloom教學目標認知領域之「理解」與「評鑑」類目。教師應具備教導學生發展此能力之教學專業,為何台北市教師工會的調查出現,台北市教師有達70%對「類PISA題型不夠了解,教學準備事倍功半」的現象,頗值得深思?教師團體自恃專業,也以專業對教育部提出挑戰,此現象與教師團體所自恃的專業,卻又如此不協調。

教育問題的複雜性前文已敘述;教師評鑑之提倡者並未將台灣教育問題推斷為出在基層教師問題上,也沒有假定台灣的教師專業不堪聞問。教育部推動教師評鑑在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若國際學生成就評比反映出台灣中小學的教學問題,教育部及教師自滿之外,是否應圖謀改進之道?教師評鑑是否可為教師自省及增進專業之一條途徑?

 Hirschman所謂「頑固且敗事有餘之徒」

四、視教師評鑑是教條主義,並預告教師評鑑將帶來教育災難,來批判推動教師評鑑者是Hirschman所謂之「頑固且敗事有餘之徒」(Weltverbesserer);而全教總因鑑往知來且能預測災難,是清明睿智、獨具慧眼之智者。

全教總要求停止極可能造成教育災難的教師評鑑,對教師評鑑宣稱的成效,採取「懷疑論」與「批判論」,甚至是反對者的立場,認為推動教師評鑑,就是為評鑑而評鑑,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條主義」。因此,全教總已預告在任何教師評鑑的效果確立之前,支持教師評鑑者已經把教育搞得比以前更糟;而且,情勢惡化的發生之處,正是教師評鑑支持者預期提升教育品質之處。悖謬論者的分析,總是懷有能體驗智者獨具慧眼的一種優越感,而且樂在其中(Hirschman, 1991/2013)。但是,實情是否是教師團體以自恃專業來反對教師評鑑,可以讓全國教師免於受檢驗的自利,而強化這種自吹自擂的甜美心境;又因為自我感覺良好,而擁抱悖謬作用。但是當他們描繪支持教師評鑑者如何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且誤入歧途時;同時對照自己的清明睿智,以智者自居,莫非過於傲慢?

總之,全教總以誇張的全面失敗來指責教育部及支持教師評鑑者,我們是否會因為忽視教育問題的複雜性及知識的有限性,而且急於尋覓即刻洞察力與絕對確定的傾向的心態,而對悖謬論者的說詞深信不疑?我們是否應該質疑此悖謬論「適得其反」假設的精確性?是否教師評鑑之教育改革,只會出現全教總所提出的負向非欲圖性結果,不會出現正向非欲圖性結果?改革之正向非欲圖性結果是否與負向非欲圖性結果能有並存的可能性?甚至是互補的?當全教總要求周全配套才能來談教師評鑑入教師法,是否反映出萬事難萬全,就不要做事的心態?

參考資料:

Hirschman(1991/2013) 反動的修辭 (吳介民譯)。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PISA 國家研究中心 (2011) 台灣 PISA 2009 結果報告。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全國教師工會總工會 (2013)  「全國教師工會會訊第6期」網址:http://www.nftu.org.tw/FileStorage/files/MemberInfo/%E5%85%A8%E5%9C%8B%E6%95%99%E5%B8%AB%E5%B7%A5%E6%9C%83%E7%AC%AC6%E6%9C%9F-%E7%B6%B2%E8%B7%AF%E7%89%88.pdf

台北市教師會 (2013) 台北市教師會「基北區特色招生規劃」問卷調查結果發表。網址:www.colloud.org.tw/nide/73702

本文原刊於《師友》第556期,頁35-40,2013年10月,題目被改成〈教師團體抗拒改革的背後〉。小標題和黑體,是本刊所加,並經作者確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