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邊界教育學看幼教場域中教保分離的問題

小編說明:張盈堃老師藉其在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的碩士課程「教育社會學研究」,於2014年11月舉行「批判教育學在幼兒教育」論壇,共有五篇文章發表,另邀請三位老師加以評論。本園地為鼓勵研究生寫作,請張老師指導這些研究生加以改寫,也請這些指導的老師們提供相關稿件,將陸續於本園地發表。一併致謝!

從邊界教育學看幼教場域中教保分離的問題

劉燕(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複雜的幼教場域

薪資福利低落、高工時、社會聲望較低、專業未受肯定均是幼教現場中普遍常見的現象,也因此幼教工作者常有職業滿意度低及離職率高的情形。若從幼兒園所人事組織與時空結構的運作來看,不同的幼兒園因為「身份」的差異,有著不同的地位和待遇,公立幼兒園因有政府機關的投入,經費、師資來源均不需擔憂,反觀私立幼兒園則需要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在不同的體制阻隔之下,幼教工作者被劃分到了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繼而在同等的勞動負荷中得不到同等的待遇。

除了薪水待遇的差異外,幼教現場中幼教師與教保員的階級劃分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差異。其實幼教師與教保員隱藏在幼兒園裡皆統稱為老師,對於一般家長而言實難分別出差異,然而幼教師在培育過程中重於教育,教保員則重於保育。在前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修法提案中,私立幼教業者與立委挑起幼教師與教保員之間的對立,甚至有教保員指控設計幼教師的制度是對教保員不公平,無故把「專業分級」等同於「把人階層化」。

另一方面,臺灣的幼兒教育並未正式納入國民義務教育體系,幼兒園中「百花齊放」的教學模式一直是幼兒教育的「主流」。私立幼兒園長期在生存與競爭壓力之下,紛紛採取「市場機制」,以「客服化」、「精算成本」與「規格化」等開源節流策略,為其運作的最高原則(戴文青、孫良誠,2014)。也就是說,私立幼兒園在政府缺法合理且具體的管控下,使得眾多幼兒園業者及家長將才藝教學、簿本教學視為幼兒園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圖像。

綜上可知,在公幼與私幼間、幼教師與教保員間、學界與業界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在幼托整合後不僅未能整合,且在無形之中更加劇彼此之間教保分離的歧見與鴻溝。何況服務於幼教場域中的第一線幼教工作者,首當其衝要面對來自不同種族與國籍、家庭與社區、性別與年齡的幼兒及家長,這些差異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而批判教育學者早已指出教室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場域,是一個可以跨越的場域,意思就是教師和學生各自都會帶著自己的主題位置與認同到教室來,而這個主體位置與認同是社會上的種族、階級與性別因素所形塑而成,因此教室應該容許師生之間、同事、同學之間的成員可以相互協商或改變彼此的知識和看法(Luck & Gor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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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Giroux的邊界教育學,跨得過臺灣教保分離的鴻溝嗎?

從邊界教育學的差異觀來思考教保分離的問題

後現代邊界教育學(border pedagogy)思想是Henry Giroux教育思想的集大成,結合現代主義的解放特性與後現代主義的對抗特質。Giroux(1992)指出,對差異的尊重、包容與保障是追求更好公共生活品質所不可或缺的要素,邊界教育學便致力於發展一套重視差異的民主公共哲學思維。在Giroux的脈絡中,他將邊界的比喻暗指權力擁有、世界觀和自我認同的分野,邊界的跨越即是解殖、多元對話和邁向真正民主的過程(周珮儀,2006)。而「對抗文本」、「對抗記憶」、「差異政治」則為邊界教育學的主要論述。以下僅就「差異政治」舉例說明:

Giroux(1992)提出「倫理」應是教育的核心關懷,在倫理及政治上,教育應關注「差異」這個議題。首先,教師應理解身份認同是如何透過多種且矛盾的方式來建構的;其次也應了解群體之間的差異是如何在權力關係中發展和維持的。差異政治目的在強調差異,承認社會的多元性,打破現代主義中「政治普遍性」的迷思(王嘉陵,2003)。舉例來說,幼教師與教保員常常在專業角色上的定位不明,造成在同一個教育現場中因階級而分化。換句話說,並不是幼教師在教學與設計課程方面特別突出,或是教保員在照護與保育幼兒自理方面特別優秀,在同一個班級中就得如此專業分工,甚至因為月薪、導師費等福利不一樣,工作職掌就得一一區分。站在邊界教育學的立場,我們應當去了解這些差異背後的本質,進而尊重差異,這些「差異」就不再只是等級,也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同」,這些不同不是要去弭平,因為永遠不可能弭平,反而正是因為不同,才能開啟無限的可能。放在幼兒園脈絡中來看,兩類幼教工作者過去所受的訓練與專業等差異不會構成問題,這些「不同」正是豐富幼兒園課程多元化、保育專業化,破除專業分工、教保分離迷思的可能。

教保跨越邊界的可能

綜合上述邊界教育學的討論,以下提出幼教現場中跨越邊界的可能:

首先,「教保本一家」是長年以來喊出的口號,然而幼兒教育與照顧的工作應當是由幼教師和教保員共同承擔,在皆擁有愛孩子的心為前提下,應朝教保合作而非對立才是。「教育」與「保育」在幼兒的發展前提下,兩者絕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且不管是幼教師或教保員,皆應當付出同等的愛心與耐心,對幼教工作的負責、熱忱、努力的態度,甚至帶班與教學的能力,雙方對於幼兒來說皆同等重要,更不應該被區分,造成兩類幼教工作者在同一個教育現場不僅無法同心合作、協同互助,甚而階級化、分化了場域工作,對於教保品質的影響可想而知。很可惜的是,在教育與保育兩制度合併時,我們並沒有解決背後真正複雜的結構問題,更拉鋸出同一園所中幼教工作者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現象,如此要如何建立「教保合一」的照顧體制呢?教保跨越邊界的可能,絕對不是將幼教師與教保員的工作內容劃分,或是明定五歲幼兒班級至少聘一位幼教師,而應重新思考與定位,將幼教系與幼保系的課程合而為一,不再只重視單方面教育或者是保育工作,且培育教保員在不斷進修與研習的機制中也有能力可以帶領幼小銜接。

其次,在幼兒園中常見搭班方式為一位老師輪流主教一整個禮拜或一整個主題,另一位老師則負責班級行政或保育工作,有些在同一個班級中的兩位老師甚至沒有交談或交集。在Paulo Freire的論述中,他的基本關懷是分析人在社會生產關係中如何被異化和壓迫的困境,他認為壓迫者和受壓迫者是處於一種交互作用的社會關係中,彼此的行動和利益是交雜的,解放即是對壓迫關係的省察和重構,必須透過對話─意識覺醒─實踐─修正─再實踐的動態循環過程(王慧蘭,2006)。因此,我認為在幼教場域中的成員也應當開啟水平式的對話,「對話」除了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水平關係,其基礎更建立在愛、謙懷、希望、信任與批判性,當對話的兩人以愛與希望相聯結,並能相互信任,他們就能夠投入對事物的批判性研究,並從對話中爭取改變的契機。例如:一起思考「幼兒帶著什麼樣的文化來到教室中,我們要提供什麼樣的學習經驗給他們?」也就是說,愛是對話的基礎與本質,當幼教師與教保員以相互同理、了解維持良好關係後,進而能發展跨越差異的共識與合作。

除此之外,基於Giroux提出「倫理」應當是教育的核心關懷,幼教師與教保員之間也應當建立一個支持的社群,例如:從教學會議、課程進行、進修與研究的參與、與其他班級相互教學觀摩、參觀績優的幼兒園所或機構等,甚至思考工作環境與條件改善,讓幼教工作者能在反省與回饋中,一步一腳印地形構、轉化對自身角色的認同,成為同時具備行動與反省能力的轉化型幼教工作者,促進出「學習型組織氛圍」的幼兒園。換句話說,當我們開始了解一個組織與制度是怎樣在運作,我們便會有一種「參與」的感覺,那個參與不見得是要完全實質地去參與,但起碼是讓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了解組織是如何在運作,這樣的識讀能力是需要養成與具備的,人是需要組織,而當我們有一個團體、有一個領導者、有人願意講話、有策略,我們才可以形成共識,也才會有力量(楊幸真,2007)。也就是說,來自不同背景的幼教工作者,雖存在著不同的階級與權力,但仍秉持著愛心、耐心、關心為幼兒教育基本價值,在工作繁瑣的幼兒園中相互扶持,維繫和諧穩定的組織關係,進而透過這些力量影響教室中30位具有個別差異的幼兒及其家庭。

結語

本文從邊界教育學的差異觀來思考教保分離的問題,邊界的跨越是基於倫理上的必要,我們都希望幼兒教育能成長茁壯,但如果一直強調教育與保育、幼教師與教保員的差異,這樣只會在原地打轉停滯不前。更諷刺的是,當我們認為該奉行如北歐國家之幼兒托教公共化典範,且讓父母認為可以將托教責任交給國家 時,換來的卻是如德國福祿貝爾等之教育觀的教育與照顧分離,於幼照法中規範大班幼兒應由教育專業人員來擔任(宋明君,2014)。尤其幼兒園場域又是孩子脫離家庭,第一個接觸的社會化場所,不僅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幼兒園也與一般學校不同,其實對孩子在身心發展上的影響,遠超過其他階段。不管是幼教師或是教保員,在差異文化的相遇與對話中,並不在於建構出共同的知識與文化,或是讓所有人服膺於共構的真理知識之下,應當思考幼教工作是創造新人類、新文化、新社會的胸襟,在這樣子的期許下,再去思考幼兒應該懂什麼知識,具備什麼能力、什麼樣的人格特質等。也就是要每個人、每種文化都能在差異的過程中,藉由既存的文化知識為媒介,不斷擴展已知,並獲得更深一層的視野,使得教保分離逐漸趨向為教保一體,共存共榮,這樣才是創造三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王嘉陵(2003)。從Giroux的批判教育學觀點反省課程改革中的教師角色。教育研究資訊11(3),3-21。

王慧蘭(2006)。批判教育學:反壓迫的民主教育論述和多元實踐。載於李錦旭、王慧蘭主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59-94)。臺北市:心理。

宋明君(2014)。相見何如不見時──談幼托整合的紛擾與展望。臺灣教育評論月3(10),32-35。

周珮儀(2006)。H. A. Giroux:宏揚希望政治的批判後現代教育學者。載於王麗雲、譚光鼎(主編),教育社會學:人物與思想(頁448-470)。臺北市:高等教育。

楊幸真(2007)。女性主義教師與校園生活。教育學刊28,169-193。

戴文青、孫良誠(2014)。幼托整合了嗎?。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10),25-31。

Giroux, H. (1992)。劉惠珍、張弛、黃宇紅(譯),張斌賢(審校)(2002)。跨越邊界:文化工作者與教育政治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Luck, C. , & Gore, J.(Eds.)(1992). Feminisms and Critical Pedagogy. New York,    NY: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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